为“同志”开展防艾干预的民间组织
南风（化名）对男同性恋（“同志”）的关注已有１３年。１９９８年，时在重庆一家旅行社工作的南风自发成立了一家“同志”网站。
２００２年，重庆媒体《新女报》用一个版面报道了南风。刊出当天，有人刻意将报道摆放在南风的办公桌上。而后，南风选择了辞职。
“我发现社会普遍有一种偏见，认为同性恋等于艾滋病。”南风说，“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
南风成立了工作组，并倾注了大量精力。靠南风个人提供的资金，工作组通过一些低成本的活动在男同性恋群体间开展防艾干预。他们通过自己的网站宣传防艾知识，并在“同志”酒吧发放安全套。
２００５年世界艾滋病日后，工作组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并成功申请到防艾基金，这为工作组继续在男男性接触人群中积极开展艾滋干预工作打了一剂强心针。
如今工作组的服务内容已经涵盖宣传教育、“同志”热线、自愿检测等项目。在此基础上，工作组还不定期举办兴趣小组活动，主动设置议题来吸引一些不愿意在公开场合“现身”的男同性恋者。
类似的民间干预艾滋组织的成立和壮大，在山西省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科长薛子东看来，是“很有必要的”。他认为，工作组是政府开展防艾干预工作的“桥梁”。“没有工作组的帮助，我们很难找到男同性恋这个群体，何谈工作的开展？”
男同性恋者是艾滋病传染的高危人群。针对“同志”的志愿者组织遵循“社区参与”的工作模式，精髓在于“自己解决自己群体内部的问题”，这种做法在上世纪９０年代被国际社会所推崇。
据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张北川介绍，中国最早的针对“同志”的志愿者组织由外国留学生于１９９７年在北京成立。志愿者组织最开始以“电话热线”的方式提供咨询服务。如今针对“同志”的志愿者组织的数目增加到了２００多个。
目前，针对“同志”的志愿者组织的数目还在不断增长。以山西省为例，继２００６年省内成立了第一家针对“同志”的志愿者组织蓝典工作组后，去年运城、临汾、晋城、长治、阳泉五个城市都成立了新的工作组。
蓝典工作组负责人原木（化名）说，针对“同志”的志愿者组织已经成为政府疾控部门监测艾滋手段之外的有益补充。
据介绍，志愿者在男同性恋者群体中不间断地开展的各个项目，不仅加强了“同志”之间的交流，还成为政府艾滋预防的项目前沿，在预防艾滋病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目前在“男同”志愿者组织比较流行的“优质快检”即是一例。“优质快检”本着“私密、快速”等原则为男同性恋及其亲属服务。男同性恋者可在十几分钟内完成艾滋病感染的相关检测。
检查的试剂由中国艾滋援助基金会提供资助，辅助设施则由政府疾控部门援助。目前，该项目已经在２０多个省市的男同性恋组织里开展。从去年９月开始，仅蓝典工作组就对４５０多位男同性恋者及家人进行检测。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参与针对“同志”的志愿者组织的活动来表达他们的肯定。从２００６年成立至今，加入南风的同心工作组的志愿者数量一直在增长，如今已达到１３０人。
但是，正处于发展期的志愿者组织也面临一些困难。
除了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中国艾滋援助基金会以外，蓝典工作组很少能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支持，开展工作举步维艰。志愿者们都是无偿提供志愿服务，流动性也很大。原木说，他们希望能得到政府有关部门在物质和人员上的支持。
“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更加宽容了，但传统观念依然强大。这样的环境下能坦然走出来接受‘同志’一角色的人还只是‘冰山一角’；能接受艾滋防治知识教育，有效自我保护的人更是冰山一角中的一角了。”原木说。
南风认为，仅凭志愿者组织的力量难以从根本上支撑起在男同性恋者之间进行防艾干预的大工程，在“同志”间进行妨碍干预需要追寻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张北川建议，要放手让类似男同志愿者这样的民间组织有所作为，同时加强对他们的监管，可以通过项目申请、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大对他们的资金支持。
“只有政府承担责任，社会敞开怀抱，同性恋群体才能消除恐惧和被歧视的心理，也才能‘阳光化’。”张北川说。（参与采写记者：田野、牟旭、王宁、张春晓，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０日电）